南宁境外投资备案-急速
境外投资备案 刘生
新京报讯（记者任娇）据商务部官网25日消息，商务部、央行、国资委等7部委日前印发了《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下称《办法》），提出将对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上的对外投资、敏感地区、敏感行业的对外投资、出现重大经营亏损的对外投资等进行重点督查。
需要向商务部阐明并购企业该国的投资环境，是否有投资可行性，资金来源是否合法，投资公司是否在工商税务法律方面进行分析阐述等。
境外投资备案申请好处
1、开拓境外市场，获得当地政策或税务优惠，加快资本积累速度
2、方便与境外客户的业务转账，减少转账手续和成本
3、提高国内企业形象，增加企业附加价值
4、统筹境内外企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
境外投资备案申请资料
1、境内投资的主体信息。
2、境内投资主体（深圳公司）较近一个月财务报表
3、中方投资的构成自有资金金额
4、中方投资的构成贷款资金金额，需要贷款合同一份
5、向个人贷款需提供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个人较近一个月银行水单
一、境外投资需要注意什么？
1.依据家严格控制非理性对外投资的管趋势，以下几种情形申请企业境外投资备案比较有难度
a.投资到敏感家和地区，如和未建交的家，或战乱家。
b.投资敏感行业，如制造，跨境水资源开发、 新闻传媒等。
c.敏感行业目录里的行业，包括 房地产、酒店、影城、业、体育俱乐部以及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
2.实际操作表明，以下情形也都比较难以备案成功
a.小子大，如内投资主体市值几千万，要求 对外投资上亿。
b.快设快出，如新设立企业申请境外投资。
c.有限合伙企业，用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境外投资平台。
公司经常有把钱打到外的需要，这就必须办理境外投资备案了。现在随着外汇的流出，相关部门也是越来越严格。包括商务部、人民银行等都会对此项投资进行核实。
5月17日今日上午商务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发布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数据显示，2018年1-4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2459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355.8亿美元，同比增长34.9%，连续六个月保持增长。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448.3亿美元，同比增长13.9%；新签合同额613.9亿美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12.8万人，4月末在外各类劳动人员98.3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6.5万人。我司专业办理境外投资备案详询商务顾问刘生直接电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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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英美联军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掌控伊拉克政局的美英决策者认为，前政府遗留的债务属于“恶债”，新政府不予继承，其中就包括一些中国政府与萨达姆政权签订的贷款项目以及中国企业与之签订的投资合约。[24]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前，中国企业在该国拥有大量投资建设项目，投资工程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战争爆发后，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洗劫并被迫停工，损失据估计达200亿美元。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港口城）面对的则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政治风险。因为政府换届，新上台的西里塞纳政府为了兑现其在竞选中的承诺，也为打击已下台的拉贾帕克萨的政治影响力，以进行新一轮环评为由叫停了中港集团在建的港口城项目，一年后才得以恢复。
东道国的经济风险则指经济危机、金融市场动荡、主权债务危机、通货膨胀、利率汇率变动等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可能对企业造成的冲击。而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模拟的正是企业日常运营的更微观的政策环境。东道国营商环境排名基本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可能遇到的经济政策风险的高低。不同的国家，对于投资而言风险各异。比如今天的欧洲，包括希腊、西班牙、冰岛等在内的国家政治风险、政策风险都很低，经济环境受到过高的债务拖累而风险加大。印度、越南、老挝等国政治稳定、经济保持稳定高速的增长，作为转型国家，其经济政策存在很大的变数，营商环境亟待改善。无论在哪个国家投资，企业都会有风险，只是风险的来源不同。企业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权衡，也应该做好必要的风险防范。
（三）海外投资引发的企业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居高不下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一般能够认识到那些无法预测、更无法左右的系统性风险，如国家政局的变化、金融危机的发生、产业政策的调整等，但往往不愿正视代理人风险。事实上，这种风险甚至比系统性风险更现实、也更高发。2003年，由于中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九霖决策不当，加之中航油内部风控管理机制不足，任凭陈违规进行石油指数期货交易，国家造成高达5.5亿美元的亏损。国家对国企的软预算约束让这些企业难以克服投资冲动，只要条件允许，往往会出现过度投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大批国有企业趁海外资源价格下跌，掀起跨国并购潮，不计成本地收购石油、矿山等资源类企业，但Zui后铩羽而归的居多。2009年底，中化集团海外油气项目累计亏损1526.6万美元；2011年，中国铝业集团在澳大利亚的铝土项目中间夭折，损失3.4亿元人民币；中信泰富至今还陷在澳大利亚铁矿官司中，账面损失已经超过300亿元人民币。[25]对于中国大多数海外国企而言，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常常是导致其海外投资失利的Zui初，也是Zui根本的原因。
在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中，作为承包方的中港集团在工程一期阶段以3.61亿美元的超低报价打败了来自印度、新加坡和美国的竞标者，并使该项目成为中斯两国的框架协议项目，享受来自中国的优惠贷款。但中港集团在之后的建设过程中不断增项，实际总造价为5.8亿美元，超出原定成本61%。在一期尚未完工、实际经济效益未显现的情况下，中港集团又积极推动斯政府签署了二期工程协议，规模更是超过一期，总投入达到8.1亿美元。[26]在这个项目的建造过程中，斯里兰卡政府除一期时交付了5400万美元的配套资金外，剩余所有款项都来自中国贷款。中港集团这种“低价竞标、增项找齐”的做法，使斯方从一开始就难以把握有关成本的真实信息，以致无法避免项目规模和成本的失控。其结果是，斯政府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倘若中方继续逼斯还账，则为“不义”，Zui后中方只有接受斯提出的“债转股”，而这又被西方指责为“债务陷阱”，中国的国家形象受损。这种进退失据的被动既与中国低估了斯里兰卡存在的主权债务风险有关，也与企业不负责任一味求大的投资冲动有关。
在进行国内和国际投资决策时，企业采用的风险评估框架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只是针对海外投资会多一些对国际关系的考虑。实际上，是这一点差别在全球化时代也已变得不那么突出。因为只要生产或服务涉及跨国交易，企业都不能不受海外市场的影响，不能不考虑国际关系的变化。比如当年的古巴，现在的朝鲜、伊朗，它们都是美国经济制裁的对象，其他国家在与它们开展经贸往来时都不得不慎之又慎，以防美国的报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投资，企业决策时要考虑的内容都大同小异——既需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政经大局、营商环境，也需要深究一国对特定产业的政策。企业还应该完善管理机制以应对海外子公司存在的代理人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分散的股民难以监督经理人，如何降低代理人道德风险始终是一道难解的题。西方国家为此纠缠了几百年，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